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建议参照支持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大型平台企业跨机构开展数字经济基础理论研究，鼓励平台企业支持科研机构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探索定量评估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建立健全数字经济监管的沙箱机制。
重点问题五：两个深度融合培育新型实体经济。作者：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欧阳日辉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5期 进入专题： 数字经济 。亟待着重研究超级平台的垄断及不正当竞争问题，政府反垄断的制度、机制和效率问题，数字经济运行的风险防控理论与方法等。四是加大数字经济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重点问题一：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
加强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的四条建议 经济学界要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三是加大数字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平台建设。按照这个情况来看，在2035年达到人均收入目标水平之前，大多数参照国家的城市化率仍然比我国高，农业劳动力比重比我国低，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提高城镇化率和减少务农劳动力，缩小和这些国家的差距。
由中金研究院和中金公司研究部联袂出品的《迈向橄榄型社会：增长、分配与公共政策选择》一书也在本次论坛重磅发布。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随后就进入到了负增长。三、制约社会流动的因素 橄榄型社会结构还未形成，归根结底是社会流动的不足。第二，我们来关注初次分配领域可以做的事情。
特别是我国的基尼系数显著高于0.4，而一般认为0.4以下是一个比较合意的收入分配水平。因此，总体上来说，经济增长减速对社会流动性是有负面影响的。
在整个区间中，从劳动收入水平来看，人们均处在职业的上升期，直到35岁才达到顶点，而之后就进入到下降期了。一方面，从供给侧可以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推动重新配置资源进而提高生产率，这都可以提高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无酬劳动在个人拥有时间中的比重，也就是家务劳动占比也在不断地攀升。目前看这个目标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因为在2021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2551美元，距离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相差无几，总体上大致可以算进入了。
应该说，促进社会流动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是一种公共品。同时按照我们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来说就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50万之间。我们在观察国际经验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有人把它叫做瓦格纳定律，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GDP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不断提高，这是一般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国早期增长速度快、教育发展快、产业结构调整快，归因于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机会，人人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且都不会抢占别人的机会。
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我国人口横向流动比较充足，但纵向流动还不够，而这也意味着我国的橄榄型社会还不突出，人们在教育水平、职业身份、收入分组等各方面的平等向上的通道还不够畅通，即纵向流动没有伴随着横向流动同步发生。因此，从宏观角度，生产率就可以得到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又与微观家庭层面的个人收入改善是高度一致的。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推进改革可以带来报酬递增和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就是有利于增长、有利于收入的提高、有利于社会流动。2021年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就是出生、死亡都考虑后的自然增长率是0.34‰，接近于0。
前面提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会降低社会流动性，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社会流动性，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和老龄化其实都是经济发展阶段自然变化的结果。其次，从总体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使社会整体的横向流动、纵向流动都趋于降低，因为个体年纪变大这个特征汇总以后就形成了一个老龄社会，它的流动也会降低。另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来说，还需要缩小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党中央确定了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在今后差不多13年的时间里，我国就处于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深化经济社会政策的改革，推动制度建设赢得改革红利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这些因素是多方面的，我将选择一些比较重要的、形成当前短板的一些因素来进行分析。这就产生了一个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的矛盾，也是我国生育率下降、生育意愿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的一个主要因素。
以上就是我对社会流动性作为一个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路径做的粗浅分析，请大家批评指正。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我国社会的横向流动在很长时间是非常通畅的。
这样，从供需两侧都可以获得改革红利。老龄社会一定程度会降低社会流动性。
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仍然保持增长，农村居民收入也在增长，但是两者之间还有差距，总体的收入基尼系数仍然在0.4以上。如果以形成橄榄型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为目标，它就必然要求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作为实现的路径。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先生出席论坛，并以促进社会性流动，形成橄榄型社会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对这一群体的衡量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做相对法，即取中间的一部分人群，或者在收入中位数附近的这部分人群。具体来说，我们需要转变企业的发展导向，用创新去兼顾员工、兼顾用户、兼顾社区、兼顾供应商、兼顾社会和注重环境，既可以让我国的企业发展通过创新导向产生无穷无尽的创意，也能从市场中、市场外获得回报。当我们谈到社会流动时，它既包括劳动力和人口在地域间、产业间、职业间、企业间的横向流动，这是社会性流动的基础。
二、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现状 下面，我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现状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作为后面分析的一个基础。一般来说高收入国家采取这种方法来界定，因为总体上来说，这些国家中低收入组的人群也达到了基本的生活质量保障，所以用相对法就可以界定出中等收入群体或者说中产阶级。
我的题目是促进社会性流动，形成橄榄型社会，这个题目的含义是想把我国发展的目标和过程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从需求侧可以通过增加居民的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大幅度扩大消费，这可以保障我国的需求不断扩大，从而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
同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也就减慢了，因此，横向流动的空间是缩小的。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人的流动性差主要是受到户籍的约束，因为户籍制度要求人户一致。
虽然这一定义符合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但是还不能说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应该说，虽然增长速度下降是不可逆的趋势，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趋势，但是通过解除各种体制性障碍，还有巨大的人口社会流动的空间。因此，社会性流动是横向和纵向两种流动的统一。然而，现在已经有超过1/3的人口是人户分离的状态。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用不同方式衡量的收入差距仍然是偏大的。首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口的横向流动性已经显著增强，包括人口跨城乡、跨省份、跨东中西地区、跨产业、跨行业、跨职业、跨企业等大规模的横向流动。
同时，我也想借本书的发布之际，谈一点自己关于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形成橄榄型社会的研究体会。那么，社会流动性是不是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慢？如果是这样，将对我国建设橄榄型社会结构产生不利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对2020年之后的15年时间中，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速度和目标做了一些测算。因此，我国今后13年正处在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这个区间，我国要达到什么样的社会流动性，可以与相关的参照国家进行比对，即以人均GDP处于12000到2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我国的参照系。
